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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互聯網人做垃圾回收成功率低?

“奧北用盡可能低的成本培育人們將垃圾分類的習慣。將來除了賣垃圾,運用智能設備做垃圾分揀,承接其他拾荒者或者垃圾分類公司的訂單、與政府、大型環衛合作,都具有商業想象空間。”馬睿表示。
發布時間:2019-07-18 09:07        來源:創業邦        作者:

“風來了,豬都會飛”,豬飛沒飛起來不知道,但互聯網風口起起落落,今年“垃圾”成風口,似乎真的要乘風而起。

東方證券研究所近期以上海模式為參照,對全國垃圾分類市場規模進行測算,認為全國普及垃圾分類孕育的市場規模近2000億元,其中垃圾收轉車、中轉站及相應預處理設備和垃圾分類服務的市場空間有望達到442億元。

另一個數據是德國垃圾處理和回收收入占GDP的8%。照此比例估算,中國垃圾產業應該是個上萬億的市場——正應了一句話,垃圾也許是放錯地方的寶。無怪創業者紛紛涌入,甚至還進口“洋垃圾”。

但值得注意的是,風來前,因不堪承受之重,一大撥在互聯網大熱時入坑的“互聯網+垃圾”項目,已提前黯然離場。

前有9貝殼。一個APP上下單預約上門回收舊物的平臺,試水一年多,已于2016年11月停擺。創始人是阿里老兵,天使輪就獲得500萬美元融資。

今年4月,智能垃圾分揀項目小黃狗因受P2P公司團貸網事件影響,賬戶被凍結(小黃狗與團貸網系同一實際控制人名下),不得不裁員“棄卒保命”。團貸網出事可謂導火索,小黃狗運作模式才是內因。小黃狗當下主要來錢模式并非回收垃圾,而是招商鋪智能設備,運用押金實現資本運作。餅愈畫愈大,盈利卻遲未到來。

2017年初,現峰瑞資本副總裁馬睿投資奧北環保前,幾乎對垃圾分類和廢品回收兩個細分領域內所有商業模式進行了詳細研究,其中有不少是“互聯網+回收”模式。

在馬睿看來,“互聯網+回收”模式關鍵看互聯網有無從本質上提升整個鏈條的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回收量。現實卻是,純互聯網思維下,諸多“互聯網+回收”項目前端成本難以消化,獲客量、活躍度、估值等傳統互聯網KPI,在更強調長期價值、可持續性的垃圾分類回收生意面前可能失靈。

試想,一對拾荒者夫婦在小區垃圾房附近租房,白天不停地分揀,日日凈賺。而互聯網公司進場,成本是前者數十倍。

“垃圾”創業遇到的坑

當下垃圾產業鏈中,體量大的公司集中在后端垃圾處理環節,比如傳統環衛公司北控清潔能源、啟迪環境,均為上市公司,初創公司主要分布在中上游。

馬睿在看項目時發現,很多創業公司是從可回收垃圾智能分揀、打包運輸切入垃圾產業。創業者用融資來的錢購買場地,建垃圾打包壓縮站。工作人員在打包站將可回收垃圾進一步分揀,運往下游廠家。

購買幾千平米的打包壓縮站,市場價格達到數百萬元。一個高速發展的城市,打包壓縮站卻隨時可能面臨拆遷,越來越被推向城市的外環。對創業者而言,打包壓縮站每一次外遷無不是推倒重來,已投入成本將徹底沉沒。

另一類常見項目是o2o上門回收,做的是垃圾回收鏈條的優化。其悖論在于,上門收廢品成本高,而每次上門回收量有限。近年來隨著線上流量紅利見頂,o2o獲客成本越來越高,創業者獲利正變得日益艱難。為了增加獲客、提升用戶活躍度,創業公司只好不停地找融資,還采用補貼等方式提升復購率。

“互聯網公司看重獲客量、留存率、活躍度,但這些指標都沒有觸及垃圾回收業務的本質。把收廢品師傅和用戶分別上線,通過互聯網做一個連接,這并沒有使整個系統成本變得更低或者提升效率。把垃圾分類回收做成可持續的生意,關鍵要把物流、人工等成本降下來。”馬睿表示。

縱觀整個垃圾分類回收行業,越往上游越分散,很少有企業是從源頭培育人們的垃圾分類習慣。

一大原因在于,垃圾分類回收看上去像社會公益事業,很多公益組織也在做垃圾分類倡導,它很難做成大生意。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奧北環保創始人兼董事長汪劍超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享了一組數字,奧北環保所在的成都市,每天生產的垃圾總量大約有一萬六七千噸,可回收物比例在30%以上,大約有5000噸,毛利可達350萬。

照此計算,住建部規劃2020年底全國46個重點城市將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46個城市每年毛利可達到近600億。這還不包括數量更多的三四線城市和廣袤農村產生的可回收垃圾。

馬睿近日在一場垃圾分類沙龍上表示,垃圾分類回收領域迄今未出現四五百億市值的公司。“誰能夠做到所有居民的垃圾都歸你收,即使每個只讓你賺一分錢,加起來就是巨大無比的生意。”

垃圾站上政策風口

上海已率先進入垃圾分類強制時代,其他城市也在加快步伐,垃圾終于站上了政策風口。

強制垃圾分類政策的出臺更多著眼于環境和社會效益。

住建部一項調查數據表明,中國三分之二以上城市被垃圾包圍,垃圾堆存占地至少80萬畝,相當于2540個鳥巢的面積。

垃圾污染

垃圾污染

自由攝影師王久良曾騎一輛摩托車追蹤垃圾車,拍攝北京的垃圾填埋場。他拍攝了400多座垃圾填埋場,并將垃圾場的位置用小黃點在地圖上標注。人們驚訝地發現,垃圾場圍成北京的“七環”。

拾荒者一直是城市廢品回收的主力,但拾荒者群體數量極不穩定,一旦拾荒者體系崩潰,所有可回收物都進入垃圾填埋場,城市空間將難以承載。

而如果從源頭就將垃圾進行分類,剩飯剩菜等廚余垃圾(約等于上海模式下的濕垃圾)可用于制作堆肥;紙板、塑料瓶等可回收物進一步分揀后可運往下游,作為廠家生產原料;有害垃圾采用特殊手段處理;其他垃圾(約等于上海模式下的干垃圾)則在焚燒發電后填埋。如此一來,據估算最終進入填埋場、焚燒廠的垃圾將比在不分類情況下減量50%~70%。

垃圾不分類的情況下,分揀難度將進一步加大。干垃圾中混雜濕垃圾將影響焚燒發電效率。垃圾殘渣填埋在地下,溶解的重金屬也會滲進土壤,流入地下水。垃圾分類強制執行,已經刻不容緩。

“垃圾從源頭分類目的是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上游分得越好,下游處理就對環境影響更小。”汪劍超對創業邦表示。

當然確保垃圾分類效果需對全過程進行追蹤,離不開后端垃圾處理基礎設施配套。我們常見這樣的情景:垃圾車開來,運輸人員把不同分類垃圾箱內的垃圾全往車上一倒——白分了。

還有一種情況會令想做垃圾分類的人泄氣。不分類的人將不同類的垃圾混投進垃圾箱,想分類的人去扔垃圾時,他已經無法辨清各垃圾箱的功能了。

市場力量的破局之路

垃圾分類強制時代到來前,政府倡導垃圾分類至少十多年。小區樓下掛著垃圾分類宣傳橫幅,一排長桌前,大爺大媽排著長隊,工作人員正在分發垃圾袋和垃圾分類手冊,有時還有毛巾、肥皂等紀念品贈送,這樣的場景你一定不陌生。

在汪劍超看來,多年來政府倡導垃圾分類,工作人員只是完成參與垃圾分類用戶的登記指標,至于登記人員落實行動,始終缺乏監督。而且一個社區內,單門獨戶做垃圾分類很容易前功盡棄,只有參與的人越來越多,社區環境才得以扭轉。

“不是人們不愿意做垃圾分類,而是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覺得做了沒用。如何做好垃圾分類,解決這兩點就夠了。”汪劍超說。

創業公司入場,他們無一例外都將做好垃圾分類這一正向外部性極強的事當成有利可圖的機遇。事實上,廢品回收平均毛利可達到70%。

創辦奧北環保前,汪劍超曾擔任綠色地球執行總裁。綠色地球的做法是給每袋垃圾都貼個“二維碼”。二維碼包含用戶身份信息,能追蹤每一名用戶分別投放了哪些可回收物,回收成本是多少價格;工作人員對可回收物進一步分揀稱重,就將可累計提現的積分返到用戶賬戶中。

如果用戶將不可回收垃圾混投進垃圾袋,工作人員就可聯系當事人了解事因,這其中包含了環保教育的過程。

綠色地球對公眾而言,既環境友好還能產生收益,這一模式為成都兩級地方政府看好。綠色地球先后獲得錦江區和成都市城管委的生活垃圾分類服務項目訂單。

但行政力量未必能精準捕捉市場需求和調整方向。在政府訂單指定的社區開展垃圾分類,那些社區參與意愿未必強,真正想做垃圾分類的社區想找綠色地球合作,他們在政府計劃之外能投入的人力、資金已捉襟見肘。

離開綠色地球后,汪劍超于2017年初創辦了奧北環保,嘗試“公眾+社區+企業”三方合作的模式開展垃圾分類。

奧北環保用戶投放可回收物,可直接在賬戶獲得返現。為了防止垃圾混投或垃圾被偷,奧北環保不在小區投放垃圾箱,而是分發可多次循環使用的aobag回收袋。用戶支付10元可購買一個aobag回收袋,獲得一個二維碼,扔垃圾時將可回收物裝袋,裝滿后找到最方便的aobag回收點,滿袋換空袋,如是循環。

aobag回收點有兩類。在相對封閉的空間,如學校、政府機關單位,合作方騰出一塊空地作為可回收物投放點;在社區等開放空間奧北環保則設立自助投放點。自助投放點是封閉式,只有奧北環保注冊用戶使用微信掃碼,才可將自助投放點的玻璃門打開。

奧北自助投放點,采用掃碼開門的方式是為了防止非注冊用戶闖入偷垃圾或者隨意投放垃圾

如今,奧北環保更傾向于采用共建模式建立自助投放點。有需求的商場、社區出錢出場地及設備費用,奧北環保則提供技術輸出和垃圾回收服務,這又在前端進一步降低了成本。

“垃圾”創業新機遇

在馬睿看來,過度依賴政府購買服務訂單有可能影響垃圾分類成效。比如政府設定的KPI是3萬戶,采用地推方式讓3萬名用戶注冊,這并不難,卻很難保證,地推得來的用戶能持續認真參與垃圾分類。

而奧北環保的模式找出了真正想做垃圾分類的人,還能保證效果。奧北環保采用10元銷售aobag垃圾袋的方式,不分類的人就不會來購買。以往小區投放分類垃圾箱,最大的問題是不分類的人亂丟垃圾,奧北環保的兩類合作點則能規避這一問題,至于用戶可以慢慢積累。

自創業以來,汪劍超頻頻在公益大會露面。2017年下半年,汪劍超入選蓋茨基金會全球“目標守衛者”,受到蓋茨基金會邀請去美國參會。在很多投資人眼里,汪劍超不太像個企業家,而像公益人、社會活動家。

最初馬睿也是這樣認為,他甚至要求汪劍超多關注商業上的事,少參加公益活動。在了解汪劍超以后,馬睿覺得這可能反倒是汪劍超做垃圾分類回收的優勢。“垃圾分類畢竟是要發動公眾參與,發動公眾參與才能把成本降下來,公益可以帶來品牌和流量。”汪劍超曾對他說。

但僅僅通過回收垃圾來獲得收入遠遠不夠,垃圾分類回收公司需要尋找更多的商業模式。

近年來國家提倡“兩網融合”,打通城市環衛系統與再生資源系統,希望環衛部門能做可再生資源回收,傳統環衛紛紛將業務延展至產業鏈上游。畢竟各企業基因不同,這給了垃圾分類回收企業與環衛合作的機遇。

“奧北用盡可能低的成本培育人們將垃圾分類的習慣。將來除了賣垃圾,運用智能設備做垃圾分揀,承接其他拾荒者或者垃圾分類公司的訂單、與政府、大型環衛合作,都具有商業想象空間。”馬睿表示。

汪劍超告訴創業邦,2018年奧北環保支出大約為300萬,主要用于二十幾名員工的薪酬、回收車租賃和垃圾分揀廠租金;在布局垃圾分類點位方面,奧北環保已在成都、西安、北京三座城市共布局了327個點位,累計有18000名付費用戶。

與其他互聯網人做垃圾分類的最大不同在于,奧北環保開展項目成本低,做的是增量的事。隨著垃圾分類強制政策在各城市推進,汪劍超認為,這對垃圾分類創業公司是利好,行政力量使得垃圾分類在短期內引起全社會關注,更多的人需要專業的垃圾分類教育和回收服務。

他并不擔心垃圾站上風口有可能成為紅海。“垃圾分類是慢生意,需要長期沉下去,不然就有可能在風口摔下去。垃圾分類回收市場如此之大,不太可能被一家公司完全壟斷。”汪劍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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